在最近的新闻报道中，我读到验尸官判定去年十一月一对母子的双尸案 时，心里感到悲伤。
Nami Ogata患有严重忧郁症。她在住家勒死五岁的大儿子，然后将尸体载到武吉知马自然保护区一个隐秘处，自己则下车走进森林，用刀自尽。
两个星期后，阅读到另一名妇人与她仅五周大的小女儿，在勿洛坠楼身亡，让我加倍感伤。
因为警方还在调查此案，所以还无法确定死亡原因。
读到这两则新闻报道让我迫切地想分享我在低谷，感到极度绝望时，盼望如何寻到我。
有时，当我们以为自己被愁云惨雾缠绕着时，感觉不能走出来。
但如果我们细想，现实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残酷。
当至亲的母亲在我19岁时突然逝世，当我在24岁时被诊断出有精神病时，我感到爱与盼望，犹如从我的生命中被掳掠了。
在我出生时，我被诊断出得了脆骨症，是一种主要影响骨骼的遗传性疾病。 它导致骨骼容易骨折。
因此，我易发骨折，需要常住医院。
我在孩童时，在儿童医院住了五年，没有得到家人的深切关爱。
因为住家与医院的距离遥远，母亲只能每星期探望我一次。
父亲因工作，需要去公干，只在每个月探望我一次。
母亲在1994年，当我在考A 水准时，因肾癌逝世。
她嘱咐家人向我隐瞒她的病情，因为她的梦想是看到我上大学，能找到一份工作来养活自己。
她不想我因她的病情而分心。
在她逝世当天，我才知道实情。
一路来，我以为那只是良性肿瘤。
在病床上，她的眼角有泪水，躺在血泊中。
她当时只有49岁。
我想象她在临终前，可能在想着我。我在12 岁出院后，她是我的主要看顾，细心照顾我七年。
我最让她操心，但也常让她感到窝心。
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该怎么面对哀思。
我因不知她得了绝症而感到愧疚与悲愤。我深感被家人背叛。
我以为自己不孝，因为在母亲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在她的身边。
为什么她的生命不比国考还要重要呢？
五年后，在我24岁时，我离家出走。当时，父亲已再娶一名年龄比我还小的女子。
我开始恐慌发作，两个星期都没有睡觉，被诊断出得了躁狂抑郁症。
几年后，我吞下半瓶的lithium药丸，企图自杀。
我愚蠢地以为死亡能解决我所有的困难。每天早晨醒来，我质疑活着有何意义与目的。
虽然母亲死后已将近十年，但我始终无法接受她的突然离世。
她曾经是我的世界。她死后，我的世界垮了。
自杀不遂后，我躺在加护病房里，看到家人的眼泪。他们聚集在我的身边。
我恍然觉醒，这条生命不属于自己。
我一心要家人爱我，如同母亲爱我一样。
当他们无法这么做，因为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不一样，我以为他们不爱我。
这让我思索，那些已自杀身亡的人，如果他们在自杀前看见家人的眼泪，是否还会自尽呢？
我们如何帮助家人向忧患者传达这份关爱，尽管家人经常感到无助，也已精疲力尽呢？
在31岁信从主耶稣基督后，我找到了活着的意义与目的。
我领悟到积攒事物不能带给我欢乐，反倒是与周遭的人分享自己所拥有的才让我喜乐。
我在教会生活中找到爱与支持。
在逆境中，我反而倍增力量与盼望，因为现在我明白困境是暂时的，生活历练是永存的。
我也与过去和好，也变得更加有同理心。
我专注过好每一天，不为将来忧虑。这也帮助驱赶消极的念头。
二十年任教生涯，再加上丰富的人生经验，让我能够赋予青少年生命智语，也在他们的生活上给予督导。
每个人在感到迷失时，都需要听劝教。
现在我可以做个有智慧的劝教者。
这些日子，我也更关注自己的脑袋在想什么。
当我感到孤独时，我选择不再重演母亲去世时的情景。
我也选择原谅我的家人，不再生他们的气。
我领悟到我不能操控生命中的每一个环节。
现在我无需做个完美主义者，在简单生活中自得其乐。
我也开始看重别人的生命。
两年前，同父异母，未成年的妹妹怀孕了。我们的家人和孩子的爸爸施加压力，要妹妹去堕胎。
我和妹妹站在同一线上，竭力保住这条小生命。
在朋友和社区义工们的协助与支持下，妹妹勇敢承担为人母的责任。
无论情况如何，每一条生命都是宝贵的。
如今，我期盼自己可以回馈社会。我参与了政府在二月设立的青年心理健康网络。
网络邀请公众集思广益提出改善年轻人心理健康的点子、启动对话，以及发起行动。我希望自己可以做青少年和孩童的学习榜样。
当爱与盼望犹如被掳掠时，我们要牢记，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当我们紧抓住生命时，我们也紧抓住爱的恩赐。
心理健康，人人有责，因为任何人都不能幸免患有精神病。
关于作者：
何丽萍，45，是个私人家教。
英文原稿：
https://www.todayonline.com/commentary/seeing-value-life-even-when-it-seems-filled-gloom-and-doom
